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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沙苑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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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沙苑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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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槐林芬芳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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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特产红萝卜苗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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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大葱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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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青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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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苑黄花菜

　　“君不见左辅白沙如水，缭以周恒百余里。”这是唐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杜工部在《沙苑行》里的首两句诗。尽管两句，却形象而比较具体地道出茫茫沙苑和沙苑监的基本形势和规模。
　　沙苑，位于大荔县洛、渭河之间。两河，也正是它的南北界限。东至原朝邑县的南阳洪，西至渭南县的孝义镇。《水经注》里有一段话：“洛水东经沙阜北，其阜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同州府志》里也说：“沙苑在县南洛渭之间，亦名沙海，沙泽其中盆起者曰沙阜。东跨朝邑，西至渭南，南连华州。广八十里，袤（音茂，东西曰，南北曰袤)三之二。其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它的广域，涉及大荔和渭南两县，而渭南只占极少部分。根据一般习惯讲，凡提及沙苑，又实际仅指大荔县。按现在的区划说，沙苑在大荔县的面积，包括着沙底、西寨、苏村、下寨、官池、张家、八鱼、石槽乡的全部地区和羌白镇的部分地区。但由于它的面积广，变化大，到处凸、凹不平，遍地水、碱、草、沙，因而，群众对这种复杂的地形变化，又各有其不同的称谓：高的地方叫沙阜，低的地方叫沙洼，有水的地方叫沙地，有碱的地方叫沙卤(音鲁)。有草的地方叫沙滩，平坦的地方叫沙板，黄沙一片叫沙漠，沙砾大的叫沙碛(音鹊或责)。
　　沙苑的名称起于何时?史料没明确记载，根据《周礼地官固人疏》里对“苑”字的解释是：“古谓之囿，汉谓之苑。”那么，沙苑定名的最早时间，是不能超越汉代的。但它的定名时间，却不能代替形成时间，两者也不能相互混淆。
　　沙苑的形成，至今也然是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要说吧，沙苑的前身应该是个白水茫茫，汪洋的一片大海。传说素有“水国”之称，也就是这个意思。据李自反先生(原朝邑人)的记载：“当尧舜之世，沙苑在洪水之中，潼关以南之终南，以北之中条，二山相连，水无出路，关口闭塞，此处系一大盆地，黄、洛、渭、泾之急流，挟沙而下，沉淀于此。大禹治水对，方由潼关开一缺口，导水而下，此沙苑之所以生成也。”沙苑原在洪水之中，以后于水出沙成。这个道理，我们是想得通的，也是比较可靠的。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至现在沙苑地区泊、池之名甚多，诸如：泊子池、麻子池、太白池、莲花池、九龙池、官子池等等，都应该是彼时洪水退出以后的迹象。但把具体时间说到尧舜之世，大禹治水，却与如今的考古新发现有了较大的距离。
　　过去，又有人编过一个“沙纳吴起”的传说，看来，更为荒诞。我们应该以科学为依据，起码应把它的形成时间提前到万年以前，或者可以定在二十万车左右，这都比尧舜之世更可靠些。至于具体时间这个历史的遗点，还只能暂作悬案，让今后的考古新发现逐步解决。

　　沙苑地区的原始社会状况，也就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社会状况——史前时期，究竟是个什么样？解放前，白纸一张，无从回答，解放后，三十多年里，史前考古成绩卓著，旧、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均有重要发现。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这部珍贵的“无字地书”——沙苑地区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社会历史面貌，已经一页页真实地开始揭示在我们的面前——远溯可以联系到二十万年前，退而可以说到万年左右；再退，五、六千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比较多，资料更丰富。
　　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我县段家乡后河村（现名解放村）甜水沟的洛河古岸三级台地上发现了二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比较完整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和石器，以及伴随出土的同时代的十多种动物化石。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地质时代的第四纪中更新世晚期，最迟到晚更新世早期。古人类学中的晚期猿人向古人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些比较丰富的资料，也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彼时的人类活动以及他的发展变化情况，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
　　后河村与沙苑毗邻。“大荔人”遗址发现在洛河岸边，而洛河南岸也正是沙苑北界。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也完全可以相信，彼时比较流动的“大荔人”为了生存，必然要经常南下活动，不是采集于沙苑之中，便是狩猎于水国之滨。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当前沙苑未发现“大荔人”的遗址而否定“大荔人”彼时在沙苑地区活动的史实。
　　一九七三年，我们在沙苑地区文物普查时，征集到沙底乡官渠村打井时在十多米深处发现的石化程度较高的鸵鸟股骨化石。而“大荔人”遗址也发现有鸵鸟化石。尽管它不能说明和“大荔人”的密切关系，但起码应该是证明沙漠比较可靠的禽类之一，它是居住于沙漠、草原或热带草原的种类，其相近的种非洲鸵鸟至今还生活在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草原区。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史分期法，应该是从晚期猿人（如北京人）已经用火并保存火种的原始群时代，向古人阶段开始摩擦取火的母系氏族公社过渡的时代。
　　万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沙苑人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沙苑文化。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的三十余年里，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大荔县文化馆和西安半坡博物馆多次在沙苑地区调查、普查、勘探和试掘的结果。他们先后在以沙底、官池、西寨、八鱼乡为重点，以沙底、三园、拜家、八鱼村为各个时期不同中心，在三十五处地点发现了人头骨化石残片和大量石器。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笔者在沙底村南s19地点附近发现了人头左侧顶骨化石残片，并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立案。因为这是个重要发现，也是沙苑文化资料里的关键，故作重笔阐述，以飨读者。
　　该顶骨化石残片，残长10.4厘米，残高7.6厘米，外表乳白色，内壁灰白色，石化程度较轻，乳突角基本完整，可见部分枕缘与鳞缘，并保留少许顶结节区。顶骨鳞缘保存得虽不完整，但仍可看出颞骨鳞上缘呈凸弧形。内壁可见脑膜中动脉的部分分支。从残存的枕缘、鳞缘观察，顶乳突缝、鳞缝、人字缝均尚未愈合。前二者的愈合年龄在37-81岁之间，后者的愈合年龄在26-47岁之间，在无其他材料的情况下，若据此估计，死者可能是一个小于二十六岁的青年。
　　该顶骨乳突角和顶结节两处的厚度均较现代人为大，乳突角处甚至超过尼安德特人两处的平均值，与新石器时代人类相近。但两处厚度的平均值（7.8毫米）小于尼安德特人两处的平均值（8.13毫米），介于现代人与化石人类之间。从其顶骨的断面上看，内板、外板和其间的板障清晰可辨，骨松质结构与现代人相似，障管被沙质所填充，内、外板与正常颅骨的薄厚相似。因此，病态变异的可能性较小，应属正常顶骨。吴汝康先生曾经指出，在颅壁厚度方面，化石人类和现代人都有相当大的个体变异，现代人也有很厚的头骨，但一般都是骨松质的大量增加，而原始人类则主要是内、外板密质的增厚。从人类进化过程来说，颅壁厚度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减少。据张振标先生的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颅壁厚度较现代人为大，各部位总平均值明显界于化石类与现代人之间，保持了接近化石人类的特性。沙苑顶骨在厚度上同新石器时代人类型。就其石化程度而言，与沙苑地区碎兽骨的石化程度大体相同，可能是沙苑文化创造者的遗骸。
　　在采集的遗物方面，目前共有一千五百八十余件石片石器和细石器，其中石片石器是它的典型产物，又是细石器文化中所罕见的。石片石器包括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石镞、雕刻器、琢背小刀等。石片有长条形石片、不规则长条形石片；刮削器有长刮器、短刮器、圆头刮削器、弧刃刮削器、圆刃刮削器、复刃刮削器、双边刮削器、凹刃刮削器、两端刮削器；尖状器有三棱尖状器、长条形尖状器、椭圆形尖状器、三角形尖状器、矩形尖状器、两端尖状器、微型尖状器；石镞有平底石镞、圆底石镞、凹底石镞、尖底石镞、带铤石镞；雕刻器有斜边雕刻器和屋脊形雕刻器；琢背小刀有三角形琢背小刀和长方形琢背小刀。其他细石器包括石核、石叶、石核石片和石叶加工的工具。
　　从这里发现的石镞看，其形制百分之九十属于较原始状态。这就说明了彼时的沙苑人类当以狩猎经济为主。再从沙苑的自然环境和遗物中没有发现农业生产工具的情况看，也可以说明沙苑文化时代的人类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
　　这一时代为地质时代的全新世（即现代），古人类学中的现代人时代，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恩格斯说：“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一时期应该是沙苑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九五七年，安志敏先生在第三期《考古学报》上发表了《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一九八三年，周春茂同志和笔者在《史前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陕西大荔沙苑地区考古调查报告》，资料丰富，根据确凿，说明了沙苑文化的发现，不仅弥补了大荔县石器时代的历史空白，而且而填补了我国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缺陷，居于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光荣的载入了中国史册。北京举办的《中国通史展览》，中石器时代部分，唯独沙苑文化的遗物专柜陈列，得到国内外观众的重视。
　　到了五、六千年的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沙苑的人类活动，显著增多，遗志遗物愈有发现。这个时代，石器已由打制发展到磨制，陶器已经开始和普遍使用，人已经安居了，有了房屋等建筑。近年来，我们先后在洛河二级台地发现了埝头、同堤、西崖、西坡等五处比较典型的也是文化层比较厚实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这些遗址里先后发现过磨制石铲和单孔石刀等石器以及骨锥，骨针等骨器。但大量的还是陶器红陶为主，灰陶次之；素陶为主，采陶次之。器形有尖底瓶、钵、盆、罐、纺轮等十余种。从暴露出的迹象看，应属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系统。埝头距离西崖三十公里之遥，即有五处遗址之多，那么，彼时人口的密度和他们活动地区的广泛性，便可想而知。再从发展的情况看，证明他们不仅是从事畜牧业，而且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也已经到了相当发展的程度。母系氏族公社也已经到了相当的发展和繁荣阶段。后期，又开始向部落社会过渡，向父系社会过渡。进而母权制度推翻，原始社会解体，形势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

　　历史进入奴隶社会的殷（商）周以后，尽管有了文字资料的记载，但在殷代具体涉及沙苑的重大事件，还比较鲜见，只是到了殷代的末期，史书上有过虞芮争田的记载：说的是彼时山西西南的虞国和原朝邑县东南的芮国，经常因为滩地相争，殷王多次不能解决，最后欲求周文王评理，入其境，见耕者皆让畔，民欲皆让长，结果未见西伯，惭相谓曰：“我等小人，可不履君子之庭。”便相让而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虞芮争田”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了彼时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有关殷代的遗址，过去在沙苑没有发现过，一九八0年，文物普查时，在羌白镇东白村北的洛河二级台地上发现了一处商代村落遗址，器形有鬲、钵、盆等。由于没有钻探和发掘，文化内涵不太清楚，但却能补充沙苑地区商代的历史片段。
　　春秋时期，有“秦晋战于河曲”的记载，河曲世称三河，或属沙苑，或临沙阜。
　　追溯到解放前的一九二九年，原朝邑县的赵渡镇（古芮国地）曾出土过历史价值极高的“芮国鼎”，该鼎口径34.5厘米，通高34.7厘米，腹围109.3厘米，重27.8公斤，它是探讨芮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可惜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流落于英国。赵渡镇依洛河北岸，和沙苑仅一河之隔，《括地志》云：“芮乡在朝邑县南三十里”，而赵渡镇至朝邑仅十多里，那么，彼时的芮国就一定包括着沙苑东段地域无疑。
　　到了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公元前四0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七雄兼并，魏国为强，乘秦内部乖乱，夺秦黄河西岸地区，“筑长城，自郑（今华县）滨洛以北以防秦国。现在的魏长城遗址在大荔县境内的除段家乡东高恒村西北一段，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好外，其他沙苑地区目前虽无遗址可考，但原来的长城滨洛而上，确属史实。
　　这一时期，历史上又有过吴起为魏西河守的记载。有关方面，其史料有三：（1）沙苑有吴起宅；（2）霸城有吴起庙；（3）县级重点文物保护之一的一对霸城石狮，是“吴起宅前之物”。传说亦有三：（1）沙底乡的霸城村是因其原属吴起而得名；（2）沙苑有“沙纳吴起”的传说；（3）八鱼乡半道村有吴起头冢。这些史料和传说，大都是赞美和纪念吴起的，它的可靠程度，均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者去核实。但我们应该承认，吴起镇守西河是史实。我觉得，西河地区虽广，但沙苑仍属特殊，面临数水，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芦苇丛生。要守好西河，必首保沙苑。这个既定的西河重点，镇守核心，建城设寨，势所难免，吴起临阵指挥，亦属当然。他不仅做了许多有益于沙苑人民的事情，更重要的要看到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之一，对中华民族卓有贡献。难怪两千多年了，沙苑人民对吴起依然是念念不忘。
　　沙苑不特有战国史实，近年来也有战国遗址的新发现。一九八0年，文物普查时，在石槽乡苏胡地区紧临羌白镇的赵家湾村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战国殿堂遗址。从发现的构思离奇又比较罕见的半瓦当看，其长22、宽10厘米，用简朴的线条，构成了特突的两只圆眼，直径各为3.8厘米，眼间两根竖线，联成了鼻脊，嘴无明显的线条表示，却用瓦当的下缘，暗示了嘴的无限宽大的怪兽形象，瓦当特殊，瓦式多样。这是研究沙苑与战国历史的新资料。
　　秦汉时期，秦属内史郡，汉为左冯翊。原朝邑县南怀德县，沙苑东南有怀德古城。又县南三十里有河水祠。东南三十里，汉武帝时建有望仙观。这些遗址，一九八0年文物普查中，均未发现。但却在沙底、张家、拜家等地区，发现过数处未知名的汉代遗址。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东西两魏。公元534年，梁武帝大同三年闰九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骄兵必败的东西魏沙苑之战的典型战例。东魏以高欢为首，西魏由宇文泰率领。东魏高欢率领将士二十万，由壶口（今山西临汾县西南）进军到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过黄河攻打西魏，经朝邑至冯翊城下 ，命王罴投降，王罴死守拒不投降。高知不可功，便领兵退至许原。西魏文泰领兵不万人，由潼关向西渭河，造浮桥，过渭河到沙苑。为了制胜强敌，宇曾派员深入敌营，刺探军情；根据掌握的敌情，在沙苑渭曲水东西为阵，左右埋伏，形成一个伏击圈。渭曲一带，芦苇丛生，地面泥泞，宇同将士便埋伏在芦苇丛中。高闻宇兵到沙苑，率领大军由许原南下，至渭曲，看不见西魏将士，便麻痹骄傲的争相向前，宇乘其不防，突然角鸣鼓响，军队直闯敌阵，展开了白刃战。李弼率领六十名骑士，横冲其中，把东魏兵截两段，然后两路夹击，东魏乱了阵脚，指挥失灵，伤亡惨重，被杀六千余人，投降两万余人，被俘八万余人，结果以失败告终。战后，宇在战场立忠武寺，令骑士各植柳一株，数及七千，以纪念。北周改忠武寺为同州宫，建德七年废，大象初复置，二年又改为天成宫。早在大统八年，又“起万寿殿于沙苑北”。沙苑从而显赫于世。
　　公元五八九年，南北朝对峙结束隋统一全国，在沙苑建立了有名的永丰粮仓。朝邑的仓西村，就因为该仓之西而得名；仓头村，也就因为在该仓之前而得名。如今，仓虽未见遗址，两村虽已迁移，但其村名的史实，人人皆知，实为佐证。
　　唐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盛唐时期沙苑建有沙苑城，以驻沙苑监，设监放牧。沙苑监既是全国四十八监之一，又是总监。由于地近长安，皇帝御用的骏马“苑中马来牝三千匹”尽养于此。
　　根据《沙苑行》里的“缭以周垣百余里”、“内外马数将盈亿”、“王有虎臣司苑门”，等句分析：当今西寨乡的马坊头和石槽乡的马坊渡，就该是当被沙苑城的东西大门，城周百余里有不同的墙，可以拦马。监设城内，为管马和养马之所，坊有虎臣司门，养马之多，数将盈亿。马的饲养，一般以放牧为主，但夜间、雨天和冬季，却应该是以喂养为主。而喂养的器具为槽，槽又木石之分，根据石槽地名来析，沙苑监所用之槽，可能以“石槽”为主，现在的石槽地区，也可能彼时加工“石槽”之所。这应该是石槽地名的来历。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敬德在同州任剌史时，曾在石槽地区用“石槽”喂马而得名。我认为敬德在同州任剌史是史实，所走的地放太多，不止石槽一处；喂马的地放更多，又不至石槽一地；用槽喂马也不仅用“石槽”，一定也用过“木槽”，但大荔为什么没有木槽的地名呢？故而此种说法不可取。
　　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起兵叛变，黄河南北，到处糜烂，洛阳、长安、同州相继沦陷，七五七年，唐肃宗急于收回东、西两京，奴颜婢膝，借兵回纥，回纥派叶护率兵四千多人，曾来助战。战后，不愿回国的回纥兵，就留住沙苑。这是沙苑有回民之始。
　　明初（沙苑）为郭附马草地……居民茨牧其中，多树果蓏（音颗，木实曰果、草实曰蓏，佳于他产） 。
　　清朝统治阶段，在沙苑发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回民起义”。从唐留回纥兵于沙苑到清代，历经十数百年，子孙繁衍，人数日众。他们集中居住于沙苑西部，并以青池、王阁为重点。多以放羊、肩挑为生，生活比较贫困，加之地放官吏和汉族地主阶段对回民的歧视，他们有仇难报，有冤难伸，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造成矛盾激化。左“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同治无年（1862）以赫明堂、任武为领导的“回民起义”终于暴发了。破羌白、围大荔，兵分四出，远到周邻各县，声威盛极一时。但由于没有群众观点，遂在胜利声中逐渐陷入了狭隘的民族报复，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最后在清军多隆阿（现在县文化馆的馆址，就是当时的汉民为纪念多隆阿而修的“多公祠”）和左宗棠的分化镇压之下，“回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沙苑，自古是个多民族聚居之地。远有汉族和羌族。唐肃宗时，“郭子仪借兵回纥，征吐蕃后，留回兵于沙苑，建村三十六庄。元朝末年，山西向关中大量移民时，不少汉民和部分蒙民、满民即移居于此。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财后，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显著减少。汉族成了沙苑的主要民族。历史上，由于沙苑地区比较特殊的生产条件的关系，加之少数民放生活习惯的不同，各民族间的互相影响，使他们在长期 生产、生活实践中，养成了传统上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他们重视作务,不讲究住宅;重视节约,不讲究吃穿。在生产上创造了许多贡品、名产，为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在某些习俗方面，和县北人略有差异。有些人不深入沙苑实际，又有历史上“大汉族”的思想影响，凡提及沙苑，在习惯性的语气中，显然令人有“北尊南卑”之感。这一点，沙苑群众是恼火的，熟悉沙苑情况的其它地区的人，也都是反对的。因为它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团结的。这个传统上遗留下的问题，应该彻底纠正，坚决制止。这个传统上遗留下的问题，应该彻底纠正，坚决制止。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身临其境，研究历史，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如此，就不难看到沙苑地区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临山近水，风景优美等特点。这些，也是大荔其他地区所难比拟的。
　　唐“天宝十三年（754）九月九日，玄宗猎于沙苑，见孤鹤上翔，弧矢一发而中，鹤堕而复起，带箭飞向东南方”。《龙文鞭影》中有“佐卿化鹤”条，指的就是这段故事。“佐卿化鹤”虽应考虑，但玄宗猎于沙苑，应是史实。
　　开元十九年（731），爱国诗人杜工部专为看马，由山西绕道西来，畅游长春宫（遗址在朝邑镇北寨子），《题郑县亭子》中的“天晴宫柳暗长春”诗句，即咏此游。后，再到沙苑监，写下了有名的《沙苑行》诗篇。二十七年后，乾元二年（759）秋他又二次奔波沙苑，定下了《留花门》。他为什么要风尘仆仆两次到沙苑地区，除了对沙苑监有感之外，对沙苑地区是有兴趣的，对沙苑地区的劳苦百姓也是有感情的。
　　你听过沙苑《白楼》吗？它的遗址在石槽乡马坊渡西南二里许；“地滨沙苑，累建崇楼，北府漆沮长虹，南面终南沙苑阜”,唐代负有盛名的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此结庐读书，故名《白楼》。元稹寄白居易诗有“烟入白楼沙苑暮”等诗句。现在。该地仍有一个南北向的长横沙岭，土阜庞大，瓦砾甚多，这说是当年的《白楼》遗址。但白居易是否在此结庐读书，尚有争论，原因是籍贯不详。 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不会因此远威，继任意而暗为之增焉，惟欲以多地租为己功而不恤下民之虐也甚矣”。说到马公，在为官期间也应该是比较廉洁的。一九七九年。马公的合葬殉葬物品被数盗而空，但从墓内构筑情况看：前庭长1.06，宽2.9米；墓室长4.44，宽3.36米。石料全系凿部，未经琢磨。如此面积之墓室，两付棺椁（一夫一妻）基本占满，加上3.07平方米的前庭，即有殡葬品，也是寥寥无几的。尽管陵墓的地面建筑原来比较豪华，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我的分析是墓室之简陋，就是马公的遗嘱，墓上之豪华，就是“敕葬”的罪过。不然两者如比悬殊的理由，是难讲得通的。一九七六年，文化馆还清理过一个明代无官举人一夫两妻的合葬墓，其其庭长2.52,宽6米，面积为15.12平方米，庭后三个墓室长3.1，总宽4.74米。其棺盖中央金描荷花一朵，以暗示其“廉洁”。两墓的前庭面积（放殉葬品的地方），后者大于前者五倍，大官没给人暗示他的廉洁。无官举人却硬要叫人说他的“廉洁”，其相比之下，真正廉洁者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另外，通过对马公墓葬的清理，还可以纠正历代当地群众对马公之死的一个荒谬谣传：“马公是犯罪被斩的，墓内埋的是金头……。”据清理马公墓志铭记载说：“……戊寅三月，进太子保文渊阁大学士。……夏秋之交，暑雨，偶感泻痢疾，久不愈，竞以十月十三日卒。距其生不在此正德癸酉十一月初二日，得寿六十有六耳……。”而棺内马公之尸骨，虽然多次盗墓者扰乱，但还是基本完整的，头骨完好，并无斩迹，根本不是什么金头，因此，这一荒谬谣传应该纠正，不能再谬误相因，再从马公的前辈和后继者来看，其祖马通，任繁峙县令。其父马珍为宛平县丞。次子马怡，万历 进士。五世马朴，授景州守。六世马嗣煜，济南通叛。七世马禾或 ，入祀乡贤祠，补博士。八世马容 ，云南按擦司副使，赠知县。九世马休，赠知县。十世马鲁，有小曾子这称，著述甚富，计有：《南宛 一知》、《读易尘谈》、《禅院纳凉志》、《疏棂漫语 》、《书题印蠡一测》、《冷典精汇》、《左传偶评》、《山对 斋文集、诗集》等。此十世以上之科宦，大荔独一无二。我对这两家的详细历史，缺乏深入研究，故不多列举他们的史实。说他们，不过是尽一点文物工作者的职责，就其发掘，清理工作的实际，分析现状，依凭现有资料，说一点现状形成的起码理由而已。对马公的评论，是志稿里有一段话：“李自成既据西安，提兵突入同州。谕令将各绅 牌楼概行拆毁，勿阻其路，以马文庄祠为行幄，措出：‘此人尚可留其坊匾’”态度明朗，言词中肯。我这里主要是想通过他司令部在文化上的成就，说明沙苑地区群众的聪明智慧，也就能基本看来沙苑地区的人口素质情况。
　　沙苑地区的农民群众，传统上以勤劳简朴相闻。俗传有：“沙苑的农民，孩子长成多岁了，还不认识其父亲。”在过去，这应该是事实，这才真正是他们起鸡叫，睡半夜，风餐露宿，艰辛劳动的活动的写照。他们不讲究吃穿，但在农业作务上，确实是绞脑汁，想办法，下功夫，付代价，苦心钻研，精耕细作。至现在，沙苑地区的农田，町畦稼穑，纵横成列，交叉成行，埂直如线，地平如镜，一年多熟，多种保收，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用率，不断促进土地的高效能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地区所难做到的。也正是由于沙苑群众的艰苦勤奋和聪慧，才给沙苑地区的工农业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的贡品和名产。“今县西羌白镇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音谷、指商人）云集。陕西巡抚，岁以珠毛羔皮八百张贡诸京师。其实来自远方者，不止于羊皮也。《新唐书》载：“沙苑之土贡有靴（履之有胫衣者）、革敦 （去毛之皮）、皱纹吉莫（有皱纹的皮）、麝（麝香）、芑（枸杞）”茨（蒺藜）、龙沙（麻黄）、凝水石（？）”。《宋史》载：“同州监—沙苑”其贡有白蒺藜、生地黄。”《金史》载：同州旧贡园箸（筷子）、茧耳羊、”西瓜、 榅桲 ，亦出沙苑。听谓贡品，就是过去给封建皇帝进贡的东西，其物之美，可想而知。别外，还有的代的名品，大荔城内敬义和出品的织绒和栽绒毯，也是在一九二八年西安农工出品展览会上获得过一等奖章，同年在上海工商部国货展览上亦曾获优等奖章。这些皮货的原料，虽从外地有进货，但主要还应该是沙苑茧耳羊的毛和皮。传说唐玄宗之女长乐公主，因逃安史之乱，曾流落沙苑数年，在久病期间，因服“蒺藜丹”，救了她的活命。她回宫后，闻说沙苑人民的疾苦，便要求皇兄（唐肃宗）永免沙苑地区的劳役赋税，以安民心。从以上这些繁多的贡品和这一传说来分析，唐代沙苑地区的手工业和种植业（应该包括农业），就已经相当的繁荣昌盛了。明代的礼部尚书马自强的《沙苑虚赋议》也说是专为减轻沙苑地区农业赋税而呈禀皇帝的。因此，我认为“沙苑农业始于明而畅于清”的说法，是应该大大商榷的。沙苑地区的群众，也说是因为勤劳朴素的原因， 一般身体素质较好。《大荔县志存稿?耆旧传》之《寿男》一项，全县列举近代九十至一百岁的寿男二十二人，其中沙苑地区十三人，沙苑的土地、人口约占全县的三分之一，但寿男却占全县寿男的百分之五十九。
　　沙苑地区、不但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同时，洛河“两岸桃花纷然，三十里不绝”，无异桃源仙境。因之，隋炀帝为观花游胜，不惜民脂民膏,在洛岸筑有“看花台”，下有莲池，上起驰道。太白池在马坊头（西寨乡）西南三里，池周回可十余里，洞然深黑，其上常有云气，亦能致雨。北五里为莲花池、麻子池，也周长可二十里，多莲，开花烂然映云日”。明人有诗句：“茅舍西南麻子池，自操小艇载鱼丝。”果树花开三日雨，菜蔬叶茂四时春。“故乡无比林泉好，拟向桃源学问津。”池东南前有安靖寺，唐玄宗祀汾时驻跸寺中，殿内有大柏悬宋崇宁中所铸铁钟（现存县文管会）。县南九龙村，古名九龙泉，《沙苑行》的末四句：“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留花门》里的“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等诗句都是对九龙泉的描写。九龙，又有盛名的八景：“龙泉溥润年光久，亚冢流芬岁月长，君子莲池思品格，桃花仙人想衣裳，丛沙细浪萦千顷，洛水回纹旋一方，溪亭曙霭看隐约，蔬果春林试馨香”。官池、杨村仍有八景，这里不多累赘。
　　从以上情况来看，沙苑自古就是一个漆沮夹流，沙树浓荫，桃李芬芳，诸果累累，丰草青青，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明嘉靖进士王三省的《沙苑翁》诗写道：“沙苑云林内，高人久避喧。朱扉新桂宇，流水古桃园。常共常棠花还看玉树繁。年年萧散处，日日倒芳樽。”不谈其含意如何，但通过另一侧面，却能对沙苑历史上的名胜景象窥豹一斑。这种景况，直至清康熙五十年一年，太白池仍然是“至今游览者犹不绝”。
　　沙苑地区的古代战争，从春秋到清代，有史籍记载的，大小不下十余次。他们为什么要对此地争夺不休，无非是两种原因：一是地形险要，二是物产丰富。这就使我们清楚的看到沙苑自古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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